郝晓刚：跨越山海只愿师生乐业乐学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1]参见王博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里程碑——记中央人大工作会议首次召开》，载中国人大网，http://www .npc.gov.cn/npc/kgfb/202110/bbc20e44284f41ab918e6e885c0e13a7.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10月20日。此外，会议还通过《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

唯有如此，才能在准确归因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合理方案。诚如胡乔木所言，现行《宪法》对上述两大机关职权调整之后，人大常委会可以比较经常的开会。此后，该职权也长期处于闭合悬置状态。[61]2003年，吴邦国在阐述修改宪法必要性时，首先对宪法的稳定性做如下强调：首先，保持宪法的稳定是前提，这是由宪法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决定的。[97]参见蔡定剑，见前注[80]，第17页。

[8]参见王汉斌：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起草一九八二年宪法,《中国人大》2004年第16期，第14页。可以预见，这一方案仍然具有建设性、可行性和拓展空间，并将继续提升全国人大的专业化程度。在个别人的不义和暴力行为上，找不到道德和宗教的动机，而随着人数的增多，它们的效果就相应地减少……[72]他认为宗教信念对于遏制多数派对少数人权利的侵害也只具有微弱的力量。

在麦迪逊眼中，虐政不是以统治实效而是以统治形式为标准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虐政。不受原罪说与人性恶成见的束缚，才可能经验地、一般地看待人性。[31]产生党争的一个原因就是激情，只要人们的理智和自爱之间存在联系，他们的意见和情感就会相互影响，前者就会成为后者依附的目标[32]。在麦迪逊所处的时代，公职候选人是公开的和不确定的，他们不属于任何特定的群体。

[10]立宪设计立基于对人性的洞察。[19]同上注，第266页（第52篇）。

该理论在20世纪后半叶由布坎南、塔洛克等人系统地阐述，激发了人们对立宪意义上规则重要性的认识。人性是稳定的，人性的表象则是可塑的。他的确很少使用宗教的口吻讨论问题，他笔下的人也不是受到了基督教影响的人。[44]同上注，第320页（第63篇）。

而且，对他们的美德的信任会使得制约机制变得不再有意义。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3]Vernon Parrington, 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Harcourt Brace and Co.,1927, p.290.[4]Norman Jacobson,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Education,62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1,562(1963).[5]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Harcourt Brace and Co.,1955, p.80—82.[6]Robert Dahl,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preface, p.8.[7]Bruce E. Cain W. Jones, Madison's Theory of Representation, in Bernard Grofman and Donald Wittman ed., The Federalist Papers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Agathon Press,1989, p.12.[8]见前注[1]，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书，第385页（第76篇）。麦迪逊明显支持长任期。

[92]见前注[64]，奥斯特罗姆书，序言第4页。心理学或许也能告诉我们，激情只是理性计算的即时化，比如对某些紧迫情形的反应不容许进行长时间的计算。

这意味着共和国不仅仅由它的目标，而且是由它的权力合法性来证明的。[63]Gaillard Hunt ed., The Writings of James Madison, vol.9 (Correspondence,1819—1836), Liberty Fund, Inc.,2010, p.381.[64]参见[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序言第6页。

此处耻辱的原文是reflection，或可译为反映。[79]同上注，第272页（第53篇）。与此同时，他对制度、规则、激励的重视和细致阐释，使他更像亚里士多德和洛克，而不是柏拉图和霍布斯。[81]众议院在所有机构中人数最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要体现民意代表性。很难要求一个家庭主妇有一位州长那样的决策视野。[58]同上注，第51页（第10篇）。

[16]也是基于这一认识，麦迪逊赞同政府内部制衡的理由与众不同：这一机制之所以会有效，并不全然出于人对权力的欲望可以相抵，而是也包含着崇高的责任，例如行政长官与法院之所以否决立法机关的压迫性立法，可能是认为如果不这么做就会亵渎他们的事业。[37]美国人是被多种复杂感情联结在一起的，而非特别出于对神圣权利的共同追求。

人自然可以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盘算长远的未来，这通常被当作理性的表现，但狂喜、愤怒、震惊等情绪反应也是长期进化的成果，它们是理性的另一种形式而已。这种非理性的激情，是由于决策人数众多环境中个体责任感的减弱造成的，除了采用外部的制约机制，麦迪逊认为还可以通过赋予公共决策以宽阔的时间视野和地域视野来克服。

他更接近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的看法，即让代表有更大的独立性来展现美德和智慧，[56]只有这样的代表能辨别国家的真正利益，不会为暂时的或局部的考虑而牺牲国家[57]。他认为：一个人多易变的机构（指众议院）是不可能具有充分的民族荣誉感的。

[72]同上注，第48页（第10篇）。[14]同上注，第46页（第10篇）。基于超越个人利益加总的公共利益观，才能追求国家的伟大和光荣。[6]然而这是值得商榷的。

而在霍布斯的眼中，自然状态随时过渡到战争状态，人性之恶与那种前社会状态相适应而且永恒不变——这种看法也很可能与17世纪英国议会与王党的长期斗争有关。[15]见前注[1]，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书，第47页（第10篇）。

而且从根源上说，激情与党争终归是政治自由的产物。[66]麦迪逊尊重宗教信仰自由，认为这是市民社会不可背离的基准，他曾参与起草弗吉尼亚州的《宗教自由法案》。

他在《哲学书简》中说：假使英国只有一种宗教，那我们就要害怕专制主义，假使有两种，它们之间会相互残杀。由于不同的规则会产生不同的激励，自由选择变成了一件极为严肃的事情，需要反复权衡各种规则的比较优势。

麦迪逊的人性观与他的宪法理论和时代精神是一致的，他肯定人性的美德，所以大胆赋予政府以权威，他也理解人性的缺陷，但不用牺牲自由来消除它，而是专注于通过审慎的制度设计来适应和利用它，这未尝不是一种智识上的从容和勇敢。因为人类有某种程度的劣根性，需要有某种程度的慎重和不信任，所以人类本性中还有其他品质，证明某种尊重和信任是正确的。稳定是因为任期长，每届任期六年，而众议员和总统分别只有两年和四年任期。因此麦迪逊对人性的看法不同于霍布斯，在这一点上他与汉密尔顿更为一致：正视人类天性，不扩大其美德，不夸张其瑕垢。

[20][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页。这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是不同的。

更极端的如路易斯·哈兹（Louis Hartz），他断言麦迪逊基于霍布斯式的普遍论调而怀有消极的人性观[5]。在这方面，如同其他各方面一样，防御规定必须与攻击的危险相称。

个人对公共选择的短视和激情，并非是道德和智慧的缺陷，而与外部激励有关。而且，宪法未对任何部门设定连任的限制，法官只要行为正当还可终身任职，对行政首脑（总统）最初也是没有连任限制的。